合肥融入长三角的历史脉络与动力嬗变
公乙
合肥与长三角核心区的深度融合，并非始于当代区域一体化战略，而是源于长达一个半世纪的深厚历史渊源。本文梳理了合肥融入长三角的三大历史阶段，揭示其动力机制从“军事－工业”驱动到“国家计划”驱动，最终演变为“市场－创新”驱动的根本性嬗变。本文特别强调，在近代，以李鸿章为首的合肥籍淮军及淮系集团，是引领上海开埠后近代化的关键力量；在现代，合肥通过承接上海内迁的工业与科教资源，实现了“工业立市”与“科教奠基”的原始积累；在当代，合肥则凭借其培育的内生创新能力，实现了从“资源承接者”到“创新策源者”的华丽转身，积极融入长三角，重塑了区域发展格局。这一历程为理解边缘城市向核心枢纽的跃迁提供了“合肥模式”的历史注解。
一、引言：地理渊源与历史问题的提出
合肥，古称庐州，素有“吴头楚尾”“淮右襟喉”之称。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自古便是江淮之间的战略要冲，也是南北文化交融与军事争夺的前沿。从春秋战国的吴楚拉锯，到三国时期曹魏与东吴的合肥攻防，再到五代十国杨行密以合肥为基地创立吴国，合肥与以苏南、浙北为核心的“吴地”始终保持着深刻的地缘与历史联系。这种“吴头楚尾”的战略价值，构成了合肥与长三角地区关系的深层底色。
二、近代开端（19世纪中后期）：
军事—工业纽带与合肥对长三角近代化的引领
如果说古代的合肥是军事上的“吴头楚尾”，那么近代的合肥则成为长三角近代化进程的“发轫之地”与“引领者”。这一历史角色的担当，其核心纽带正是合肥人李鸿章及其淮军、淮系集团。
1862年，李鸿章率淮军进驻上海，这一事件不仅是军事行动，更开启了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淮军的到来，将合肥的人力资本和政治影响力直接带入了上海这个新兴的通商口岸。李鸿章深刻认识到“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并以军事近代化为契机，开启了中国洋务运动的宏大篇章。
在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地区，李鸿章主导创办了一系列奠定中国近代工业基础的旗舰企业：
江南制造总局（1865）：中国近代第一个大型官办军工企业，集枪炮、舰船制造于一体，其血脉一直传承至今日的江南造船厂。
金陵机器局（1866）：晚清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的军工企业，为国防工业做出巨大贡献，其旧址现为“南京·1865”历史文化街区。
轮船招商局（1873）：近代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开创了“官督商办”的模式，打破了外资对沿江沿海航运的垄断，极大促进了长三角乃至全国的商贸流通。
在近代史上，轮船招商局曾经创造过十数个“第一”的辉煌纪录：
它是中国近代史上的第一家股份公司；
第一次实现远航南洋；
建立第一条远洋航线；
产生第一位远洋轮船船长马家骏；
成立第一家船舶保险公司——仁和保险公司；
投资第一家大型煤矿企业——开平矿务局；
建设第一条铁路专线——唐胥铁路；
投资建设第一家机器纺织企业——上海机器织布局；
建设第一条专用电话线——津沪线；
投资建设第一家华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
投资建设第一家大型钢铁煤炭企业——汉冶萍厂矿公司；
第一次实行国内水路联运。
今天，轮船招商局发展为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其总部位于香港，在深圳设有运营中心，仍然活跃在国际工商业舞台上。
李鸿章及其淮系集团还在文教领域开风气之先。主要的成果一是奏请创办了上海广方言馆（后并入江南制造局），为中国培养了第一批精通外语和洋务的外交与技术人才。二是资助和推动上海格致书院的建成。在这一阶段,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集团，将合肥的“人”与“思想”输出到上海，通过其掌握的政治权力和经济资源，系统性地推动了以上海为核心的长三角地区的军事、工业、交通和文教近代化。合肥籍的官员、买办、实业家遍布上海政商各界，形成了强大的洋务集团势力。可以说，没有李鸿章和淮军，就没有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地区在19世纪下半叶的迅猛崛起。合肥，此时是长三角近代化的“源头活水”与“核心引擎”。
三、现代奠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
工业与教育的系统性承接与上海的无私援助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战略重心调整，合肥迎来了发展的第二个关键阶段——从“引领者”转变为“承接者”。这一阶段的动力机制，是国家计划指令下的战略性资源转移。
20世纪50年代，合肥被确立为安徽省省会。为平衡全国工业布局和支援内地建设，以上海为代表的长三角核心区，向合肥进行了大规模的产业与教育内迁，这是一场无私的、输血式的援助。
工业立市：上海的“造血”支援
1954年至1960年间，56家上海企业陆续迁建合肥，占同期全省108家内迁企业总数的一半以上。迁厂形式大体分为四种：
一是生产能力比较配套的企业独立建厂；
二是生产能力不配套的几个小厂合并组建配套厂；
三是上海内迁厂和合肥现有厂合并组建新厂；
四是上海内迁厂并入合肥有关厂。
上海内迁企业填补了合肥许多工业门类的空白，涵盖了轻工、纺织、机械等多个领域，如合肥毛巾厂、合肥金笔厂等。它们为合肥带来了当时最先进的生产设备、成熟的管理经验、专业的技术工人和宝贵的产业资本。一些大中型企业，如合肥矿山机器厂、合肥钢铁厂等，也在这一时期得以兴建并壮大，成为行业的骨干企业。它们的到来，加速了合肥工业的发展步伐，解决了人才、技术、设备、资金及生产管理经验不足等诸多问题；同时，一些日用、生活类的轻工企业内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合肥人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给相对落后的合肥带来了大都市的新气象。
在此基础上，1965年，合肥市开展以“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为主题的“双革”活动，带动工业创新高潮。全市累计完成革新项目1200余项，节约成本超3000万元。在关键领域取得的突破与获得的国家级成果如下：
·1964年1月，合肥起重运输机器厂自行设计、自行试制成功了我国第一台软轴装载机，荣获国家三等奖。
·1964年，合肥无线电一厂试制生产的黄山牌63-3A型三管台式半导体收音机获得全国广播接收机观摩评比会质量一等奖。
·1965年10月6日，中国第一台大型农药喷洒机械——悬浮式喷雾喷粉机，在合肥农机一厂试制成功。
·1969年4月，合肥电机厂试制成功中国式JXJ摆线针轮减速电动机，填补了我国电机工业的空白。
·1970年4月24日，我国成功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内有合肥模型厂、合肥晶体管厂、合肥元件二厂生产的产品。
·1970年9月中旬，合肥起重运输机器厂试制成功国内首台3吨侧式自动装卸车（铲车）。
·1970年9月下旬，合肥锻压机床厂制造出国内第一台新型的2×60吨双动四柱液压机。
·1974年6月，我国第一台窗式空调在合肥诞生。
·1976年，全部国产化的中国第一台微型计算机在合肥诞生，电子部将其命名为DJS-050。1977年4月23日，该机演示成功，从而拉开了我国微型计算机事业发展的序幕。
·1977年5月，合肥无线电一厂研制的白噪声测试仪通过了中央四机部组织的专家鉴定，为我国有线电测量仪器填补了一项空白。
·1977年8月，合肥无线电三厂研制成功我国第一台全晶体管化SJ-3型二踪记忆示波器。
因此，合肥被列为全国首批工业技术革新重点城市。
科教兴市：高校迁入的“智慧”播种
教育资源的迁入更为关键，它为合肥植入了最珍贵的“科教基因”。
安徽医科大学：其前身东南医学院于1949年响应“面向农村，走向内地”的号召，从上海内迁至安徽，先驻怀远，后于1952年迁至合肥，成为合肥市第一所高等院校。
安徽大学与合肥工业大学：这两所高校在20世纪50年代也经历了迁建合肥的关键步骤，汇聚了来自长三角地区的师资力量。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虽然中科大1958年成立于北京，但其1970年南迁至合肥，是决定合肥命运的关键一步。这一决策使得合肥一举拥有了顶尖的科研机构和人才储备。
这一阶段的融合是单向的、自上而下的。上海作为当时全国最发达的工业和科教中心，将其宝贵的人才、技术、设备和资本，无私地输送到尚处于发展初期的合肥。正是这份来自长三角核心区的支援，让合肥完成了原始积累，为日后崛起为“科教之城”和“创新高地”奠定了基础。
四、当代融合（改革开放至今）：
创新驱动与合肥融入长三角
改革开放后，合肥与长三角的融合进入了质的飞跃期。前期奠定的工业基础和科教资源开始释放巨大能量，合肥的角色也从“资源承接者”转变为“创新策源者”，实现了与长三角的双向互动。
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顶尖高校和科研院所，合肥在量子信息、人工智能、核聚变等前沿领域取得了世界领先的突破。2017年，合肥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成为与上海、北京等并列的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城市。
此时的产业协作不再是简单的工厂搬迁，而是基于产业链、创新链的深度协同：
“上海研发+合肥制造”：许多高科技企业看中合肥的成本优势、人才红利和完善的产业配套，将生产基地落户合肥。例如，京东方在合肥建立了其全球最大的液晶面板生产基地。
合肥不仅吸引了大量来自上海的资本和技术，其在量子通信、可控核聚变等领域的原始创新，更是为整个长三角地区的产业升级提供了核心动能。合肥的科技成果，源源不断地为上海的金融、贸易、高端制造等产业赋能，成为长三角创新网络中不可或缺的“大脑”和“引擎”。
2017年1月，合肥继上海张江之后，正式获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2019年12月1日，党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合肥正式纳入长三角城市群。这标志着合肥完成了从地理上的“吴头楚尾”到功能上的“创新枢纽”的历史性跨越。
五、结语
合肥融入长三角的历史，是一部跨越一个半世纪的动态演进史诗。其动力机制的嬗变清晰可见：
动力机制：从近代的“军事政治驱动”（李鸿章与淮军），到现代的“国家计划驱动”（上海内迁），最终演变为当代的“市场创新驱动”（科创策源）。
互动模式：从近代合肥对长三角的“引领与塑造”，到现代合肥对上海的“承接与感恩”，再到当代合肥与长三角的深度融合、一体化发展。
城市角色：从古代的“军事屏障”，到近代的“近代化引擎”，再到现代的“科教基地”，最终跃升为当代的“创新枢纽”。
历史的回响至今不绝。李鸿章与淮军的选择是一种基于生存与发展需求的被动融入，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内迁是国家战略下的宏大叙事，而今天的创新一体化则是城市自身发展能级提升后的主动竞合。这表明，一座城市的崛起与融入区域经济圈，既需要把握历史机遇，也离不开自身持续的积累与能级的跃迁。
合肥的历程，始于李鸿章以合肥之“人”塑造上海之“器”，成于上海以工业科教之“血”滋养合肥之“基”，最终在新时代以创新之“魂”融入长三角之“梦”。这条由历史渊源、国家战略与自主创新共同铸就的“合肥模式”成长之路，不仅深刻改变了合肥自身的命运，也为理解中国区域经济一体化中“龙头”与“龙身”的协同共进，提供了极具启示意义的典范。
来源 | 合肥文史
编发 | 市政协融媒体中心
统筹 | 学习宣传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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